欧洲议会选举四大怪象：大党不强、小党不弱、左派不左、右派不右
崔洪建接受采访（图源：央视新闻）
以下为观察者网对话崔洪建：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正如外界预测，欧盟多个成员国的右翼政党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劲。为何在这届被认为“史上最重要”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倾化”的现象引发了如此大的关注？
崔洪建：近年来欧洲议会选举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一个重要背景在于：欧洲议会逐渐成为欧盟内部极右翼势力、民粹政治势力影响力上升的一个集中体现。许多欧盟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在本国未必能获得较高的支持率，但往往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表现良好。比如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被认为是极右翼的法国国民联盟党，得票率大胜马克龙的复兴党。
为什么本次欧洲议会选举比上一届更引人注目，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去年以来，即欧洲的新冠疫情大流行过去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极右翼政党反弹期。这些政党的发展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的抑制。待疫情结束，包括意大利、荷兰等欧盟内部比较重要的国家，都出现了被认为是极右翼政党的上台执政。而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处境则越来越困难。
第二个原因是欧洲正处在一个“内外交困”期。极右翼政党通过这次选举在欧洲议会做大，可能会对接下来5年欧盟机构的部分决策方向产生影响，甚至导致逆转。比如在移民和难民问题、绿色转型的问题上，多数极右翼政党都批评欧盟之前的政策主张。尤其是在目前多数国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不太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去推进绿色转型。
观察者网：除了意料之中的两个极右翼党团议席增加外，绿党/欧洲自由联盟丢失了18个席位，作为中右翼主流的欧洲人民党团新增了10个议席。如何评价这次选举后，欧洲议会具体政治格局的变化？
崔洪建：这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欧洲议会的议席格局与政治风向主要基于党团来划分。过去最大的两个党团，中右翼的人民党团（EPP）与中左翼的社会党团（S&D），基本上代表了欧洲的中间政治主流。
6月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人民党“领衔候选人”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图源：新华社）
近年来，欧洲各国的政治变化出现了“两化”的共性，一是极化，过去的中间道路越来越走不通了：中左翼政党越来越被更具有鲜明左翼特色的政党所取代，中右翼政党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具体政策，都在向极右翼靠拢。
比如在德国议会，中左与中右翼政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搞“大联盟”，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过去被认为是一个中右翼政党，但如今的右翼色彩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开始抛弃曾经的中间路线。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这种分化态势更为明显，不过当时马克龙领导的复兴欧洲党团强调中间路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极化现象。
这一次选举结果出来后，马克龙的复兴党惨败给勒庞的国民联盟，体现欧洲议会的中间政治派系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欧盟国家的政治极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当地时间6月9日，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日和7月初举行两轮投票：“我决定把选择交还给你们，通过投票决定议会的未来。”（图源：央视中文国际）
第二个变化就是碎片化，许多边缘小党开始联合挑战主流政党，尤其是在一些中东欧国家，包括意大利也是如此。这进一步造成了欧洲议会政治格局的碎片化，即大党不强、小党不弱。
而这种分化与极化的趋势，看似令欧洲议会中不同党团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中间地带在减少。然而小党彼此间的政治主张未必完全一致，他们为了获得执政地位而选择联合，导致在许多政策主张之间的界限又较为模糊，这是两种同时存在的现象。
目前看，本届欧洲议会选举更进一步地体现出欧洲政治的一个特点，即出现“三分天下”的情况，极右翼进一步做大，而过去的传统右翼会维持其地盘，但是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同时，中左与左翼党团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的空间会受到比较大的挤压。总体来说，这意味着欧洲议会中的右翼势力不断壮大，欧洲政治未来保守、内向的趋势会更明显。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上）与本届选举初步统计结果（下，更新自当地时间6月10日） （图源：欧洲议会网站）
观察者网：选前民调显示，法国与荷兰的年轻选民（18-24岁）中，约三分之一支持极右翼政党，相比5年前显著提升。年轻人的“右倾化”对欧洲政治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崔洪建：毫无疑问，近年来欧洲政治中的政党竞争与博弈，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争夺年轻人。以2019年的上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为例，当时极右翼政党可能更多代表比较传统和保守的一派人，以老年支持者居多。而当时主要是绿党在代表年轻人。
近年来，绿党在欧洲政坛的崛起与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是同时存在的现象。但这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绿党遭受较大挫折，主要就是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而极右翼政党支持者中，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可以看出，过去几年在争夺年轻人支持的问题上，极右翼政党比绿党表现得更好。
当地时间2024年6月9日，丹麦哥本哈根，欧洲议会选举中，人们在社会主义人民党第一次出口民调中欢呼 （图源：视觉中国）
这背后的一部分原因是，极右翼政党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务实，不断修正过去的观念，比如在关注民生问题、失业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比绿党更亲民。
反观绿党，近年来遭遇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一方面，绿党要坚持过去那些吸引年轻人的激进的绿色转型主张，但碰到现实问题却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目前欧洲多数国家面对的现实就是能源成本、生活成本上升，这对年轻人有很大且很直接的影响。如果绿党还要推进激进的绿色转型方案，就会让年轻人感觉自己的利益遭到漠视。而如果绿党掉过头来，在原先的激进绿色转型主张基础上后退，又会失去原来的支持者。
应该说，这次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提升，不仅仅体现在欧洲议会议席的扩大，在部分欧洲国家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还体现在对年轻人支持的争夺上。
如果说，五年前欧洲主流政党还希望通过绿党的崛起来抗衡极右翼政党的兴起，那么五年后的形势很明显，这个目标已经失败了。
观察者网：对于两大极右翼党团来说，下一步在巩固选举成果、协调整合政策立场方面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崔洪建：一方面，极右翼政党近年来逐渐从欧洲政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中左还是中右，欧洲的主流政党均被他们视作共同的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大极右翼党团是可以实现联合的。而且在难民与移民问题上，不同极右翼政党的观点都相似，主张排外与身份政治。
因此，无论是出于政治主张还是与主流政党对抗的需要，他们都可以实现联合。但在联合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即从边缘走向中心意味着，要逐渐从扮演反对党、在野党的角色转变成执政党的角色。期间，他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钝化一些比较激烈的政治主张。
意大利总理、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党主席梅洛尼（左）与法国国民联盟党主席勒庞（右）（图源：观察者网）
比如说，极右翼政党要就移民和难民问题挑战主流政党，但考虑到欧洲的主流民意，他们又不能碰种族歧视、极端主义的红线。这次选举前，德国选择党有一个议员说了一些支持纳粹主义的话，造成了很大影响。欧洲议会的极右翼党团很快就和德国选择党切割，把那批议员排除在外。这就是他们现在面临的矛盾。
此外，极右翼政党一个基础性政策倾向是本国利益优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支持，其背后的政治底色是民粹主义。然而，一旦以民粹主义来指导政策，就会出现互斥的问题。假如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都上台，都推行本国利益优先的政策，那么连欧盟还能不能存在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议会的选举本身也是对极右翼政党的一次考验，考验他们能否适应这两个变化，能否迈过这些坎。否则，就算支持率与议席上升了，其上升空间也是有限的。
观察者网：一般认为，欧洲议会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弱。这次选举“右倾”的趋势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欧盟的对外立场？
崔洪建：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会成为看点的另一个背景是，今年是超级选举年，除了欧洲的部分国家，美国在11月会举行大选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欧洲主流政治党派最担心的问题是，随着欧洲议会右倾政治力量的做大，万一11月美国的特朗普上台，将会形成所谓大西洋两岸反建制政党之间“同频共振”的现象，这对欧洲中间派政治势力来说是最糟糕的结果。所以这次欧洲议会的选举，肯定对欧美关系会产生溢出效应。
此外，这种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之前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共和党内部的反建制派与欧洲极右翼政党之间存在相互呼应。如法国的勒庞，荷兰的维尔德斯等部分政客甚至以“欧洲的特朗普”自比。但这是在双方都没有同时执政的前提下。
如果将来双方同时做大，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美国的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而这些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也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这种情况可能会给欧美关系带来非常复杂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好坏问题。一方面，双方有相似的政治理念，但是这种政治理念所决定的政策又是相互冲突的。
观察者网：这次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对中国有何具体影响？
崔洪建：首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不会比较直接地反映在欧盟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它首先是欧洲内部的一个政治变化，是其内部许多问题的体现。一般来说，极右翼政党的对外政策主张往往不够鲜明。因为他们大多是基于内政问题来挑战欧洲的主流政党。他们唯一比较方便涉及的对外政策议题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但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个内部问题。
政治立场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领衔候选人”冯德莱恩（中）接受党内同僚祝贺 （图源：视觉中国）
其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的情况会比较复杂，很难迅速得出一种简单的结论，认为极右翼政党的壮大会给欧洲对华关系带来好或者坏的影响。部分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政党或执政党，其实对华关系也不错。比如德国选择党就有比较亲华的因素，当然也有部分极右翼政党对华态度比较消极。对此，还是要考虑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党对形势的看法，包括对自身政治利益的判断，未来还要观察他们在各方面协调与竞争的结果。
观察者网：具体到经贸关系层面，美国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中美经贸关系中逆差与赤字的问题十分不满。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否也可能在经贸问题上有类似的主张？
崔洪建：从宏观层面来说，如果欧洲政治变得越来越保守右倾，那将意味着它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进一步提升。但是涉及到具体问题，欧洲各国的表现是复杂的。毕竟，右翼或极右翼政党的主张之一是强调保护本国利益。而不同国家对此会有不同认知，有的国家认为只有保护主义才能捍卫本国利益，主张把中国商品排除出市场，以保护国内就业。但也有政党主张，要发展本国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同中国合作。
虽然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有自己的党团，分享一些相似的政治主张，但是彼此在政策层面有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现在同中国关系较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他们的执政党被欧洲主流政治贴上“极右翼民粹”的标签；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甚至威胁要打贸易战的，反而是部分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参选期间引发了许多欧洲观察家的担忧。她的政党不仅被贴上了“极右翼”的标签，甚至被认为与纳粹有历史关联。但是梅洛尼在意大利上台后，大家发现她的政策方针并没有朝极端化的方向走，反而是对所谓传统欧洲右翼政治的一种回归。在国内政治层面，梅洛尼的意大利符合了欧洲政治主流的趋势，但在对华政策上又出现了一定退步。
目前欧洲的政局变化非常复杂，许多所谓的“极右翼政党”实际上是被贴上的标签。不管外界怎么说，所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都认为自己在代表变革，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所以，欧洲政治的右倾趋势，也不能简单地被放在前进或倒退、进步或保守的二维框架内来看待。